九游会游戏规则
发布日期：2025-05-23 20:03 点击次数：184
百足之虫死了也不僵，咱们常说，即便是一些有名望的人犯了错，甚至背叛了大家，但由于各种原因，咱们还是得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办事。
那位被称为“张主席”的人，正是当时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
这是因为他曾在党中央任职，同时在西路军中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一、
张主席来自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家庭，父亲不仅当官，还经营着钱庄，官商结合，让张家的生活水平相当不错。可以说，张主席就是个“生在福中”的人。
其实，张主席之所以能当上“主席”，是因为他加入了党。他的思想挺超前的，大学时期就考上了北大，还时不时往家里寄《新青年》给父亲。
把张主席推上历史舞台的，就是那场“五四运动”。当《巴黎合约》签字后，引发了国内的震动，北大的学子们满怀爱国激情，喊着“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走上街头。
张主席那会儿正是学生联合会的演讲部长，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宣传的积极分子，他的贡献可不少呢。
在游行的时候，他跑到了最前头，成了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
张主席的爱国情怀毫无疑问，他的才华也是相当出众的，不过，他的性格上确实有些缺陷，还是比较明显的。
全国学联成立后，大家推荐他担任总务工作，张主席对此其实并不太满意，甚至没什么意愿去上任。
这时正好陈独秀和北京学联的一些重要工作人员被抓，北京学联急需人才，结果全国学联让张主席回到北京，负责营救工作。到了北京，张主席也被选为总干事。
张主席对这个充满成就感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干劲儿也十足。
他在回忆录里提到：“我忙得一个月都没回过自己的寝室，累了就窝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小憩下，吃饭也在那儿，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成就嘛，得在成功实现之后才能谈。要是一直失败，只能收获挫败感。张主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请愿失败，心里渐渐对学生请愿产生了反对意见，他还表达过自己那套看法：“学生没后盾啊！”于是，他转到北大哲学系，决心全心投入学业，希望未来能有所成就。
二、
显而易见，作为被捕的学生领袖，政府当然不会让他轻松渡过难关。张主席的书没能如愿读完，这也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在我党建党之初，张主席在上海可是出了一番力气，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
那时候张主席负责组织事务，主要是带头推动工人运动。搞这趟运动可不是白来的，需要资金支持。于是，张主席直接掏出自己300元的生活费，在长辛店创建了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和他们的孩子能接受教育，这真是推动工人运动的好办法。
在补习学校，张主席凭借他那出色的口才，赢得了工人的喜爱，许多工人也都受到他的感染，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之前讲过，张主席的基本立场，无论是对于国家的热爱还是信仰的原则，都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不过，他的性格却是个致命的短板，属于那种“欺软怕硬”的类型，特别容易动摇。
从学生请愿中咱们能看得出来，再有在后面纠正他错误时，他的“检讨”里也能反映出这一点。
1931年从苏联归来，张主席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主席”，虽然他只是副主席。
他赶赴鄂豫皖根据地，全面负责党、政、军的各项工作。红四方面军越打越猛，依据地也在不断扩大，成为了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速度最快、实力最强的一支。
和学生时代的自己一样，“权力”对他来说相当关键。在红四军期间，他开展了一系列“肃反”行动。后来红四军的领导者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里也提到：“这次一共肃清了大约一千个改逆分子，以及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大概有一千五六百人。”
他的搭档，未来的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肃反’，清理掉了超过两千五百名的红军指战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红四军的总人数也就1.5万人。
几个月的“肃反”让张主席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稳如泰山。
李先念提到：“张主席是从中央派来的，大家都对他很崇拜。有些人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其实这话有失公允。那时候，只要一听说是中央派来的事儿，大家都特别重视，比接圣旨还得走心。”
当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达到了8万，而张主席正是这一支队伍的主要领导者。
他自己也觉得他手下的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四倍，但只给了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职位，未免太低估他自己了。
他将视线转向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领导者们。
不久后，著名的“另立”中央事件便发生了。
三、
当时他听说，红一军团101在长征期间出现了矛盾，他便想借此机会做些文章，还有红三军团的彭德怀。
他索性派自己的秘书去探探彭德怀的口风。
他后来提到：“把这些事一结合，知道来者不善，黄这个人就是来当说客的。他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企图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暗中破坏党内的团结……送点吃的这事儿没啥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让我特别警觉：这简直就是旧军阀那些卑鄙的手段。”
彭德怀这边遭遇挫折，在101这里也没什么好过，张主席瞬间感到不爽，他心里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贡献不成比例。
中央这下也意识到张主席的压力了，开始派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却遭到抵制，比如刘伯承和叶剑英。
后来，他们开始在红一和红四之间挑拨关系。其实最初是博古、凯丰这帮人觉得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阀的作风，张主席则借机怒怼博古等人，认为红一对红四是有点瞧不起的。
这明显就是滑坡和夸大其词了。
这就直接要权利，没错，这可是全国第一次这样公开地要权。
他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到“我军应该尽快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在与李富春交流时，也认为自己有能力争取到统一指挥权。
那会儿红军的总政委是周恩来，他觉得周恩来和毛泽东可以当常委，负责划定战略，不必参与具体指挥。
后来问题愈演愈烈。
张主席果断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他这样说道：“我们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嘛。一方面，军队离开江西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职能。现在建立西北联邦，正是出于实际需求嘛。”
在中央希望平息事态的时刻，他却选择了将事情推向更大规模，开始控诉中央对他的攻击，抨击中央在对待红四方面军的问题上的政策，并且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
经过一番运作，他终于成功掌控了军权。
四、
有了权力自然会有“排外”的倾向，这个“外”毫无疑问是指向中央核心领导人。
他觉得遵义会议和选举结果不太合法，于是红四方面军召开了个紧急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中央正在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并要求把红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他批评遵义会议是调和路线，要求博古辞去书记处和政治局的职务，周恩来也得退出军委，达不到目的绝不出兵。
在他的唆使和鼓动下，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头脑发热，也发表一些偏激的言论。
他还希望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能够成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
他自己准备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交给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要求他去找张闻天商量。名单上，张主席明确指出了哪些人要进中委，哪些人要进政治局。
张闻天一看那份名单，心里顿时感到迷茫，没办法，只能去找毛泽东商量一番。
毛泽东早就察觉到他的想法，不过没料到对方的要求竟然这么高，半心半意地回应道：“中委可以多加几个，但政治局可不能这么多。”
张闻天依照毛泽东的建议，又去找陈昌浩等人磋商，经过几番讨论，大家基本达成了共识，准备提拔6个人进中委或政治局。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商讨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相关任务，二是决定吸纳四方面军的干部加入中央工作。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在于决定吸纳四方面军的干部进入中央工作，此外还讨论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相关任务。
张主席想在政治局里形成多数来掌控党中央，但中央委员在人数上可是一点都不妥协。
为了团结和顾全大局，他们还是做了一些让步，最终决定让陈昌浩和周纯全晋升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
这段经历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5年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一次采访中问道：“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哪一刻？”
毛泽东回复：“那是在1935年长征时，当时在草地上与张主席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那时候，党内的分歧加剧，甚至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测的内战。”
五、
他失去权力的原因在于挑战中央的战略方针，最终导致他被剥夺了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1936年10月，按照中革军委的宁夏战役安排，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渡过了黄河，打算通过内蒙古或新疆向苏联靠拢，争取军事支持；与此同时，红一、红二方面军的主力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则在黄河东岸击败国民党南线的重兵追击。
张主席显然是不愿意会合的，有着深刻了解他的陈昌浩后来回忆：“他（张主席）是反对会合的，若一旦会合，他的王国就会垮掉了。”
在各方争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最终给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各个方面军“所有的具体安排和作战行动，各兵团的首长必须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的命令，军委和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
接着，张主席从陇东出发，赶往陕北，脱离了前线，没多久就离开了中心。
张主席在红四方面军里的威望是相当大的，中央也为了统一指挥，特意强调“全军渡河”的决策是中央和张主席共同的想法，这样一来也能让士气更加稳定。
朱德、张主席和彭德怀一起向中央发电报，表示：“四方面军的主力要快速渡河，争取占领一条山、古浪等地，确保在黄河西岸扎稳阵脚。”
在这一时期，中央通过保留张主席的名义领导地位，来减轻西路军对中央决策的不满。
再往后，就是在一个多月后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的战略重心调整，开始向联蒋抗日倾斜，指示西路军向东返，配合东北军的行动。
那时候，张主席还是觉得，抗日最重要，其次才是反蒋。其实现在来看，抗日和反蒋这两件事根本不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
不过，西路军因为战场失利、物资紧缺，对返回持有消极态度。他们为了增强中央权威，提出要“坚决执行中央命令”。
比如说，1936年12月24日，中央发电令要求西路军向东进发时，特别强调了“朱、张已经同意这个计划”。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遇到麻烦后，中央的命令也是频繁变动，从“往新疆进发”变成了“往东返回支援”，再随后又改成了“就在那建立根据地”。这种反复的指令让徐向前和陈昌浩等将领对中央的决策产生了不少疑惑。
为了增强命令的威严，中央不得不以张主席的名义发文，甚至还伪造了他的签名来发送电报。
其实它的初衷是要实施中央的宁夏计划，虽然这招在短时间内缓解了指挥上的摩擦，但同时也留下了隐患。西路军最后因为战略不定、敌我实力对比悬殊而遭遇失败。
一直到延安整风时期，中央才对张主席的路线进行了全面批判，最终消除了它带来的影响。
不过，没想到的是，过了一年多，张主席竟然直接投靠了国民党。